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结论。条约文本本身不仅没有将自然环境的要素排除在民用物体类别之外，而且实践中显然存在一种趋势，即承认自然环境应纳入比例原则计算。事实上，国际人道法对民用物体的负面定义清楚地表明，该类别本来应该是广泛而不断发展的。
总体而言，这篇研究论文对这一复杂且相当不透明的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事实上，我们用来解释条约条款的传统工具在国际人道法中往往无法使用，因为国家实践要么毫无帮助（例如军事手册，它们通常只是重申条约规则而不加以阐述），要么是机密的（例如军事理论）。在国际人道法的背景下，实际的行动实践也往往难以获得。因此，查塔姆研究所的论文和其他类似的举措（例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拉瓦尔大学的专家会议报告）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可能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白。重要的是，在发表这篇论文之前，学者和实践者进行了多次磋商。当然，这样的努力总是存在风险——条约文本的解释被少数人主导，而正式的条约规则则受到不具代表性的解释的制约。然而，查塔姆研究所的论文似乎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其基础不是磋商本身，而是作者对理论和实践的广泛研究。
从头到尾，很明显，该文件的目的不仅仅是编 以色列资源 纂国家实践，这可能有助于解释比例原则（如前所述，这种实践往往并不广泛存在）。事实上，本文采取的许多立场，例如可采纳性/权重方法，都是在实践中应用条约规则的方法，而不是对这些规则本身的解释。这似乎是本文的总体目标——澄清比例原则，使其可操作化。这份出版物完美地反映了对法律制定和解释所涉及的过程和行为者的传统理解与对国际法中规范产生和演变的无数方式的更广泛描述之间的分歧（关于这一点，请参阅 Anthea Roberts 和 Sandesh Sivakumaran 的《国际法来源的理论和现实》，Malcolm Evans 主编，《国际法》（第 5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因此，军事法律顾问很可能是本文的主要受众，尽管其他参与者，尤其是面临涉及比例原则诉讼的法院（国内和国际法院）也将受益。本文对法理学的大量依赖可能会使这些法院至少在参考本文时相对不会引起争议。而不同国家机构（无论是法院还是行政部门）对本文所采取的方法的参与可能会成为新规则或新法律解释的种子。